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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侠”的精神,是无法翻越的山丘

2019/9/11 22:20:18

“侠”的精神,是无法翻越的山丘


游侠作为一种社会存在,是从战国时的士阶层分化而来的。先秦两汉和晚清,侠的精神表现得最充分、最完整。先秦到两汉时间的侠,著名者如程婴、公孙杵臼救赵氏孤儿,荆轲刺秦王,唐雎出使秦国不辱使命,不仅对当时社会、政治都有影响,还奠定了以后中国人所认可的侠的模型:爱名誉、重知己、急公义、赴国难。
   

唐宋以后,中国进入近世社会。商品经济的发展令侠的队伍组成变得复杂,社会评价不一,角色也有所改变,但依然保留了先秦两汉时期“言必信、行必果”的精神气质。随着明朝灭亡后中国被异族统治,有些士大夫试图用侠的精神挽回民族的气脉,侠又开始活跃起来。
   

电影《刺客聂隐娘》中,舒淇扮演的聂隐娘打动人心。不过,这位传奇女侠毕竟是从唐传奇小说中虚构而来。晚明时,中国才出现真正的女侠。一些有胆识的青楼女子也加入其中,明末四大名妓中的柳如是、顾眉,就是脂粉英雄,与有气节的士大夫结成文社,吟诗作对时都壮怀激烈。这些女子一直影响到晚清、近代。比如保护蔡锷将军的小凤仙,其作为当时就被称为“侠妓”。
   

晚清,随着变法维新的改良运动失败,各种政治势力再次关注起“侠”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都公开鼓吹侠的精神。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这段时间爆发出来的侠的精神的延传,是意料之外的。
   

虽然侠从来就是游走在中国历史边缘,本身也有很多问题,但是,这种精神整体上影响了中国国民。
   

谭嗣同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侠。我留意谭嗣同的形貌,反复研读谭嗣同的著作、同时代人与他的交往文字。
   

翁同龢赞其为“世家弟子中桀骜者”。那首著名的诗句“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”,其中一位“昆仑”指的就是他的绿林好友“大刀王五”。变法失败后,康有为逃离北京,梁启超躲至日本使馆,谭嗣同却坚决留下,与王五谋划营救光绪帝。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侠,一个壮怀激烈的人,一个有情义敢担当的人。他不相信通过任何的道德言语可以唤醒那些沉睡的中国人,所以就拿命来示范,这是何等了不起的精神。
   

不过正因为司马迁那段关于侠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,让后世也“选择性记忆”了侠可敬可爱的一面,却也有意无意忽视了他们可畏可怖的另一面。
   

比如有学者就指出,尽管历史上,袁绍、曹操、刘邦、王阳明等人都有“侠气”,但总体而言,游侠是古代社会大变局中形成的游民阶层,从某种意义上说,是古代社会的流氓无产阶级。明代时期的游侠就和隋唐五代时期不同,少有追随君主、凭一刀一枪封妻荫子的,而是沦为绿林劫掠者,这也标志着这一阶层日益远离政治乃至社会中心。正因如此,出于维护社会统治的需要,历代统治者对这一群体是采取打击态度的,如强行迁徙、迫其从军、武力镇压等。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完备,侠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少,直至这一阶层消失。
   

但是,千百年来,来自不同阶层、各操生业的热血人士黏合在一起,进而产生的侠义精神、侠的人格不应该随之隐匿和萎缩。
   

这就涉及屡屡触及中国人神经的国民性话题。梁漱溟的《中国文化要义》总结了中国人的十大缺点。1922年,来中国访问的罗素谈及中国人性格时说“贪心、懦弱、缺乏同情心”,林语堂,还有一些日本学者也对中国人有所批评。这些批评都切中了中国人性格中很薄弱的一面,而这些方面侠的表现却非常好。

 

例如,侠爱人是不讲等第的,四海之内皆兄弟;侠追求公平也是没有原则的,是一切意义上的公平。而以往中国社会,公平的解释权是掌握在有权力者这边,而侠天然就站在弱势者一边。
   

虽然侠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过去了,但侠的精神是中国人永远也无法越过的山丘。侠至今仍是世界其他异文化了解中国的切入口之一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侠也是中国人缅怀远去古老帝国的集体乡愁。就像电影《笑傲江湖》中,“沧海一声笑,滔滔两岸潮,浮沉随浪只记今朝”的歌词,可以让无数人听得热泪盈眶,想和令狐冲一起去浪迹天涯。
   

(演讲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,本文由东方讲坛供稿)题图来源:视觉中国  图片编辑:周寅杰